太原股票配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考察——以《报纸是教科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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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发展至成熟阶段，突出表现为教育在与宣传、组织功能地位的动态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跃升，成为报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1943年初胡乔木撰写的《报纸是教科书》为此提供了历史依据。本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报刊教育功能观的具体内涵、逻辑基础、理论意义以及与其他报刊功能之间的关系。作为以“报纸是教科书”为中心隐喻的延伸式隐喻篇章，“教育”语域与“新闻”语域中的各要素自然地形成映射关系，建构了包含党报的角色与特征、报纸工作者的职责与伦理的报刊教育功能观念框架，为党报改版提供了有力的诠释。“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宣传”“组织”“中共特色新闻学”“为教育而学习”等观念构成了理解报刊教育功能观的意义之网，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王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光明，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群众读报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56）”（项目编号：23CDJ026）、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晚清媒介形态史研究（1815-1911）”（项目编号：20JYA860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中国共产党近代报刊而言，教育功能是它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定位。甘惜分先生（1982：86-87）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比作“思想战线的一支尖兵，一个前哨”，强调其通过新闻手段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核心作用。这一观点后被概括为——以新闻手段教育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基本宗旨（刘建明，2006）。尽管近代中国报刊的教育功能普遍受到认可，但中国共产党对其重视程度尤为突出。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报刊的人民性（陈力丹，2016）、群众性（王润泽，余玉，2014）及群众路线（朱清河，汪罗，2018）等议题，或探讨读报组（葛曲，秦燕，2023）、冬学（石尚上，2024）、集体与个体读报活动（蒋建国，2024）等具体实践方式，但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的专题研究仍显不足。报刊教育功能一直作为静止的、一以贯之的存在，仿佛不言而喻，其历史演变、逻辑基础、理论意义以及与其他报刊功能之间的关系均尚未充分开掘。

宣传（包括鼓动）、教育、组织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的报刊功能，其定位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演变，折射着中国共产党媒介认知的复杂变化。尽管教育功能始终受到重视，但其地位在延安时期显著提升。1943年1月26日，胡乔木在阐述教育功能观专论《报纸是教科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财政困难时期坚持办报的原因——“难道还有什么旁的打算，还不是为了教育人民？”（胡乔木，1943），教育功能至此被确定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近代报刊教育功能观的成熟。延安时期为何将教育功能升至如此高度？这一功能观的具体内涵以及与其他报刊功能的关系如何？对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意义何在？《报纸是教科书》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理论依据。

隐喻在新闻传播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常被用于现象描述、概念阐释和理论建构（白红义，2023；谭凌宇，2016）。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也曾使用众多描述报刊教育功能的喻体，如“老师”“学校”“指南针”“灯塔”等。根据当代认知隐喻理论，隐喻不仅是语言表达方式，甚至决定着新闻传播的理解方式（Krippendorff，1993）。《报纸是教科书》一文不仅提出了“报纸是教科书”隐喻，还建构了延伸式隐喻（extended-type metaphor）篇章（魏纪东，2009：152-153）的文本结构，即围绕着基础隐喻而形成的多层隐喻框架支撑文本主体，对文本理解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认知隐喻理论，采用“隐喻-文本-语境”的三级框架，细读《报纸是教科书》一文，旨在深化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的认识，并通过报刊功能定位的变化把握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的精髓。

一

《报纸是教科书》的隐喻框架与

观念图景

（一）作为延伸式隐喻篇章的《报纸是教科书》

《报纸是教科书》一文中的隐喻表达主要有五个关键句，其要点由下划线标识。

①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

② 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都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

③ 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并且更是有兴味的日新月异的教科书，这才配让他们读一辈子，普通教科书再高明也是没有这项资格的。

④ 这些同志是一家报馆的台柱，他们是天天在各方面影响人民的，他们的讲义又短、又新，又具体（一定要具体，要充满形象化的事实，不然报纸就变成论文集了），所以人民也最爱听他们的课，最爱信他们的道理。但是这份讲义好难编哪。

⑤教科书！这不是好玩的。要是搞坏了，也许就没人看啦——这倒罢了，危险的是它还会把人往错路上引，把工作往错路上引。所以对报纸行自由主义是万万行不得的。

《报纸是教科书》通过隐喻映射，将“教育”语域中的“教师”“教科书”“讲义/课”“道理”等，与“新闻”语域中的“报纸工作者”“报纸”“新闻”“信息”等要素相联结，建构了在“新闻活动是教育”为基本隐喻之上的、具有紧密逻辑链的延伸式隐喻篇章。在这一隐喻框架下，“教育”语域中的“学生”对应“新闻活动”语域中的“人民群众”和“党”。各子隐喻延伸与互动，形成了一整套涵盖党、党报、报纸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等主体的较为完整的报刊教育功能观念。其具体内涵需结合文本与语境，通过分析隐喻映射的细节进一步加以揭示。

（二）报纸的角色与特征

“报纸是教科书”，既是篇名，也是文章的中心隐喻。作为喻体，“教科书”对理解本体“报纸”的角色至为关键。就媒介性质而言，教科书作为知识的载体，其内容具有选择性，那些获得教科书“准入”资格的知识，就成为合法的“正式知识（official knowledge）”（傅建明，2002）。由此，教科书不仅参与决定了社会对合法“知识”的认知，还参与了“真理”标准的制定（阿普尔，史密斯，1991/2005：4）。教科书常被视为“科学”与“权威”的象征（姜红，2006），而“报纸”上的“信息”则可能存在正误或真假。因此，以“教科书”为喻体，在为办报活动树立高标准的同时，其隐含的权威性也让渡给了报纸，令人难以察觉。此外，在陕甘宁边区，教科书（课本）比报纸更贴近人民群众生活，这一隐喻有助于拉近报纸和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报纸联系群众的作用。

“报纸”应当成为怎样的“教科书”？胡乔木在文中以三种方式进行了论证。首先，他明确了报纸所应具备的特征：“日新月异”侧重内容的时新性，“又新、又短、又具体”指向新闻事实的写作要求，“有兴味的”嵌入了受众视角，“章章都好”则是对结构与内容皆称完美的整体追求。所有的具体标准统合于“报纸是教科书”的总体要求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这一隐喻的内涵边界。

其次，“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是整个文本的核心观点。“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诠释了报纸的人民性，即其教育群众的功能；“报纸是党的教科书”则阐发了报纸的党性，即其对党员干部工作的指导功能。从逻辑上看，“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构成了“党报是党的教科书”的充分条件，即报纸只有在成为“人民的教科书”时才能更好地充当“党的教科书”。这表明，“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党报的根本标准。具体而言，报纸需紧密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并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囿于成规——“人家看得轻的，难道我们也一定看轻吗？人家摆在头一条，我们根本不登不也是可以的吗？人们把报纸上分出那么多门类，一格一格俨然是不能互相侵犯互相变换的神气，好像一向没有排在新闻格子里的，就不算新闻了，所以也不能排在新闻的位置了，这对于我们难道是必要的吗？他们又给新闻的体裁定出许多规章，难道我们因此就必须依他们，因此就不能在新闻里面嬉笑怒骂，辩难和鼓动了吗？去它的吧！对于我们，没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圣的标准了，我们不但要大胆地改造，更重要的是大胆地创造”。正如延安时期的教科书，因适应特殊的时空环境，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取向和农村取向的特征（石玉，2013）。同样，办报也应从实际出发，从新闻体裁、新闻排版到新闻价值的判断，都可以有不同于资产阶级报纸的、符合人民需求的新安排，这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独特办报模式的自觉探索，也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再次，《报纸是教科书》给出明确的效仿对象——《联共简史》。“一本好教科书，就像‘联共简史’一样，应该是章章都好，都经过过细的研究。”“联共简史”这一象征符号的所指不仅包含此书内容之精妙，也指涉围绕它的论说、文本、情感等所形成的复杂意义网络。1939年5月，被联共（布）中央钦定为“不允许作出任何随意性解释的（学习）指南”（马斯洛夫，马贵凡，1989）的《联共简史》（中译本），在延安一经面世，即备受推崇。仅毛泽东本人在各种场合对《联共简史》的直接肯定性论述就高达20次之多（许冲，2015），并将其列为整风运动中干部教育的中心材料，其“结束语”被列为延安整风必读的“十八个文件”之一，中国共产党还特别建立了专门化和制度化的学习机制（许冲，2019）。另外，《联共简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自编“党书”的指南（《胡乔木传》编写组，2015：59-60）。该书之所以备受重视，在于其满足了中国共产党急需理论教材、纠正马列主义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建构理论与政治权威等实际需要。因其在干部学习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联共简史》在《报纸是教科书》中成为“模范教科书”和“理想报纸”的象征符号。由于《解放日报》与《联共简史》读者面的重叠，汇聚于后者的权威性与崇高感也通过隐喻转移至报纸。总之，在延安时期，通过自上而下的学习制度，《联共简史》从一本苏联历史教科书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象征资本，实现了隐喻话语中的权力转移。

在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众多关于报刊教育功能的传媒隐喻中，“教科书”隐喻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一，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一个延伸式隐喻框架中，紧密关联与互动的隐喻话语为其勾勒了隐喻映射的边界，并且由于“教科书”与“报纸”同为纸质媒介，使隐喻框架中各项本体和喻体的对应更加自然。其二，“教科书”隐喻的诠释无法与“联共简史”这一关键象征符号相分离。

总体而言，报纸应成为以人民需求为鹄的、在党和群众中发挥教育作用、内容和形式上俱佳的“模范”。这一完美主义倾向的报纸认知并非无迹可循，《解放日报》在改版启动时即以“模范者”的隐喻表达了类似理念，“（《解放日报》）要成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先锋，本身首先应该成为模范者，唯有模范者方能成为先锋”（解放日报，1942c）。鉴于报纸所承载的期望及所拥有的威力，一旦出错，其后果严重，因此胡乔木在文中也警示了新闻管理原则：“对报纸行自由主义是万万行不得的。”这与1942年9月5日陆定一传达的毛泽东指示一致：“报纸不能有独立性，过去有一段是那样。应当在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这就牵连到工作制度，权力问题。自由主义在报社内是不能存在的。”（王敬，1998：40）

（三）报纸工作者的职责与修养

《报纸是教科书》一文宗旨明确：“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鞭策我们全党的报纸工作者更虚心的学习，同时也是要全党对于所有的报纸和报纸工作者更负责的注意。”因此，《报纸是教科书》不仅是一篇阐述党报教育功能观的新闻学专论，还应被视为媒介教育文本。这一点从其发表版面——《解放日报》第四版“新闻通讯”——亦可得到印证，因为开展新闻专业教育，本就是设立这一专刊的重要意图（解放日报，1942b）。

新闻专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帮助报纸工作者形成正确的角色认知与身份认同。《报纸是教科书》通过隐喻将“报纸工作者”定位为“教师”，这一身份的理解在与其他角色的交织对比中得以建构。“教师”身份通过具有明显权力色彩的师生关系，使报纸工作者获得较大的“授权”，但也更强调了其承担的责任。为明确“教师”权力的边界，文中引入了几种角色：“这样的记者不是什么无冕之王，但是经过他们发出的电讯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提出问题，指明道路，他们却能成为很好的宣传家、教育家和组织家，成为党在许多工作部门中强有力的助手。”“无冕之王”这一源自西方、象征新闻理想的话语，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职业话语中遭到全面批判（姜红，2012），其独立、客观、超越的报道立场被悬置，甚至成为肆意妄为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是“宣传家、教育家和组织家”“助手”和“教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报纸工作者若在“报纸是教科书”的标准下成为合格的“教师”，就能成为“很好的宣传家、教育家和组织家”和“党的强有力的助手”。换言之，发挥教育职能，是充当人民和党中介的报纸工作者，切实履行宣传和组织职能的有效途径。毛泽东在其“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窦其文，1986：80）——《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234）中也肯定了教育职能的优先性：“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这一观点与《报纸是教科书》中的报刊教育功能观高度一致，而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撰写该文时显然也反映了最高领袖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在延安时期发展至新阶段，不仅因其定位特殊，还因其衍生出“为了教育而学习”的新内涵，形成教育与学习循环往复的结构。《报纸是教科书》指出，报纸工作者需“更虚心的学习”以履行教育职能，但未言明学习对象。对此，可以从其他文本中推断。陆定一提出专业记者和非专业记者之间要成为互为师生的关系：“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们，要做学生又做先生”（陆定一，1943）。毛泽东则将人民群众明确为报纸工作者教育与学习的另一对象，“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235）。陕甘宁边区另一份重要报纸——《边区群众报》，其工作准则之一也是“先作群众的学生，后作群众的先生”（胡绩伟，1999：200）。由此可见，“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并没有因为“教育”固化为单向关系，而是通过“学习”产生了双向展开的可能。

如同党报要敢于打破资产阶级报纸的定式，《报纸是教科书》也强调报纸工作者应批判地对待旧有职业规范，并说明了其学习内容与目标：要成为“第一流的记者”“光会写文章是不顶事的，光有一套‘新闻学常识’也不够，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

二

《报纸是教科书》隐喻文本的建构基础

（一）“报纸”与“教科书”的隐喻相似性

“报纸是教科书”是隐喻链的核心触发点，其他隐喻均由此衍生，因而成为文本合理性的根基，也是《报纸是教科书》如是呈现的关键。“报纸”和“教科书”两种媒介为何能在这一话语中“相遇”？换言之，当时为何以“教科书”作为“报纸”的参照物而生成“报纸是教科书”的隐喻表达？要探讨其历史合理性，需回到1943年1月26日的时空背景，分析其作为隐喻被识别与认同的社会条件。

隐喻相似性是解释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它反映出本体和喻体之间微妙的、“和而不同”的关系。“报纸”和“教科书”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验建构的相似，二是媒介属性的相似。在近代，报刊一直被纳入中国共产党教育规划中，例如早期工人运动时期“设阅报社”，延安时期报刊则以充当教材或作为社会教化资料的方式全面融入宣传教育系统。1942年，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1981b：168-178）规定：文化教育方面，《边区群众报》作为初、中级教材，而《解放日报》则作为高级教材；政治教育方面，除这两份报纸外，还包括《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在职干部教育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视的教育类型，中共中央明确将其列为教育工作的首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1981b：162）。报刊在干部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干部教育细分为在职干部教育和高等学校干部教育两种，国民教育主要指普通中小学教育（周光明，王琦，2021）。例如，小学教育将《新中华报》《边区教师》的标语口号用作补充教材（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1981a：46-54）。社会教育中，当时访问延安的国统区记者观察到，“在群众的政治教育上，群众报占有重要的地位。所有这方面的教材，都由这个报纸来供给”（赵超构，2013：154）。甚至在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办之初，毛泽东就强调其重要文章应作为党内、学校、机关部队的讨论与教育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54）。

延安时期报纸和教科书的经验相似性生成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面临党员群众文化水平低与急需提升的矛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全党教育方针：“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地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6：205）。然而现实则是干部文化水平低，难以自由阅读书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6：91，210）。为了缩小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干部教育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设立了20多所干部学校并建立专门学习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也与之关联甚深，首先，整风运动的标志性文本《改造我们的学习》，旨在全面改造干部学习的方法与制度；其次，作为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整体目标便是提升党员干部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水平。除了党员干部，群众的教育水平也普遍偏低，边区甚至被称为“文化教育的荒地”，因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6：4）。因此，培养知识分子与扫除文盲，一直都是边区文教工作的重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6：95）。然而另一方面，皖南事变后，纸张等物资一度紧缺，尽管1941年中国共产党调整刊物出版政策向教科书倾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96），林伯渠仍指出“课本异常缺乏”（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6：19）。在此困境下，报刊于是在在职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扮演了“教科书”的重要角色，在学校教育中则成为教科书的有力辅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制度化和出版业的发展，报刊才逐渐退出教材领域，“报纸”和“教科书”之间的相似性也随之减弱。

报纸和教科书同属纸质媒介，均为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在性质、功能上具有诸多相似点，安德森（1991/2011：31）曾称“报纸只不过是书籍的一种‘极端的形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纸“杂志化”（赵超构，2013：158）的特征，也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报纸的知识性。因为杂志相比报纸更具系统性与知识性，其西文“Magazine”本身就有知识库之意。既然充当教材，报纸即已具备了某些教科书的功能，带有显著的教育属性，使人们对“报纸”产生“不同寻常”的经验感知，从而在理解“报纸”和“教科书”的关系时，感受到两者媒介属性之外的更多联结点，进一步强化对两者相似性的认知。可以说，“报纸是教科书”的具体实践不仅建构了这一隐喻相似性的基础，也是报刊教育功能观的重要体现，以至于一位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不禁感叹：“《解放日报》是新闻总部的灵魂，它并非是一种普通的报纸。它是政府公报，又是全中国中共控制区里政府、党、军队组织中一切干部的权威导师。事实上，它有点像一本新民主主义一切政策的无穷无尽的系列教科书，天天分段连载。”（斯坦，1945/1999：214）

（二）“新教育”与“大学校”

报刊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教育功能被视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这皆与当时“新教育”的方针及由此形成的浓厚教育氛围密切相关。胡乔木（1941）指出，“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以满足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要求，实现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的理想。此种“新教育”有别于五四时代的新教育，它是基于对清末以来西化教育的深刻反思，是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宋荐戈，1999）。在这一新启蒙主义理念的强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将报刊汇入教育材料的独特教育体系。

“新教育”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提倡“学用一致”，并具弥散性特征，使得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可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道，“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185）。在这个以“全党”为本体、“大学校”为喻体的隐喻话语中，“全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与“大学校”的组成部分——各个“分校”建立对应，通过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强调了“学习运动”的广泛覆盖。该运动始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要求全党通过理论学习掌握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以肃清教条主义。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专设干部学习教育部，推行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并将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学习节”。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延安的干部学习。胡乔木参与总学委工作，他后来称1942年为“整风学习年”（胡乔木，2014：277）。

中国共产党近代革命成功的原因一直是国内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包括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独特的群众动员模式以及对文化的“置位”和“操控”等（裴宜理，2012/2014：绪论4-12）。此外，也有学者将视线投向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教育观念，认为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运动，使延安成为一个“教育社区”，不仅真理和美德可以通过正确运用辩证法和重构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推导，而且每个人都被明确地展示了超越自己的“道路”。知识作为纪律和力量，教育与净化密切关联，塑造了话语、教育和道德共同体，使延安成为现代化转型的转折点（Apter，Saich，1994：11-13）。

这种浓厚的教育与学习的氛围也延伸至新闻领域，影响之一在于以教育思维理解近代报刊。胡乔木（1942）将报刊问题归结为供稿者“不善于把每天发生着的丰富的和有教育意义的新的东西写成新闻和通讯来供给报纸”；博古在编委会上强调，教育意义是决定通讯和社会新闻能否刊登的重要标准（无锡市史志办公室，2007：470）；典型报道在延安时期盛行，正因其“最富有指导性”，能为群众提供“最好的教育”（邓拓，1986：264）。此外，“教育”“指导”在延安时期报纸界定其功能与任务、检讨与改进宣传工作等论述中频繁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其标题不仅精准概括了延安时期报刊教育功能的两大核心要义，也标示着教育功能的关键地位。

影响之二是在话语层面，“学校”“教师”“学生”“教科书”等属于教育情境中的词汇常被隐喻式地应用于新闻学语境中。毛泽东（1940）将报刊比作学校：“《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习仲勋（1995：23）也称赞《边区群众报》为“很好的学校”。《解放日报》社论将报纸工作者喻为“小学生”（解放日报，1942a）。在此种话语氛围中，“教科书”作为“报纸”的喻体选择顺理成章。以“教科书”为喻，“教育”语域中的“教师”“学生”等要素和结构与“新闻”语域自然地形成映射，搭建起协调而微妙的认知框架。杨永直（1943）、邓仪（1943）、穆青（1944）、邓拓（1986：275）、博古（1945）等人都曾使用过“报纸是教科书（教本）”的隐喻。

三

《报纸是教科书》中报刊教育功能观的建构意义

（一）三位一体的“新闻”“教育”与“宣传”

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的表达方式多样：有的强调报刊对群众思想的“指导”“指引”“领导”“引导”功能，报刊常被喻为“灯塔”“明灯”“罗针”等；有的是指将经验转化为常识或知识；宣传、鼓动、舆论等概念中也隐含教育指向。因此，考察报刊教育功能的难点之一在于其观念内涵的复杂性及边界的模糊性。刘海龙（2020：190-239）指出，早在中国近代宣传观念的源头处，宣传观念便与教育观念、新闻观念纠结在一起，形成边界模糊的状态。抗战爆发后，“宣传”成为流行词汇，知识分子从民族主义、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和自由主义四种路径出发，形成了讨论“新闻”“教育”与“宣传”之间关系的不同声音，代表性观点有：郭沫若将宣传和传播等同；梁士纯认为新闻和宣传仅传播主体不同；张季鸾则表示并非一切新闻都属于宣传；潘光旦明确指出“宣传不是教育”，并从六个方面详述两者差异；萨空了提倡通过教育提升对宣传的辨别能力。

在上述讨论中，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新闻”“教育”与“宣传”观念在内涵上存在显著重叠。毛泽东（1942a）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这种“大宣传”观念强调自上而下地组织所有资源（媒介、符号、人）开展宣传活动（涂凌波，2021），涵盖全员、全域和全媒的宣传范畴（皇甫晓涛，王龙珺，2022）。这一观念贯穿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并延续至今（习近平，2014：156）。但它实际上成熟于延安时期，尤其是整风运动之后，主要标志是宣传社会化、生活化以及社会生活宣传化（樊亚平，2023）。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职能规划为此提供了制度保障：“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12）当时，“宣传”被理解为“对被宣传者思想进行的教育和改造”（刘海龙，2020：244），新闻被视为“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胡乔木，1946），而报纸深度嵌入中国共产党教育实践，这使得“宣传”“教育”“新闻”三者的关系极为紧密。《报纸是教科书》通过延伸式篇章隐喻，将报刊教育功能观的内涵推向了极致——“新闻活动是教育”，以隐喻指示词“是”连接了“新闻”和“教育”观念，使“宣传”“新闻”和“教育”近乎三位一体。位于三者交汇处的报刊教育功能观，对党报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建构

有学者认为，“从梁启超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到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雄辩地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媒介充当‘灯塔’和教师的角色有着无可置疑的内在合理性”（蒋含平，谢鼎新，2004：252）。以“教育”语域为喻体的传媒隐喻早在清末即已出现，比如：“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梁启超，1901）；“杂志报章者，社会之公共教科书也。杂志报章之记者，社会之公共教员也”（范祎，1905）；“报纸者，开通文明之利器，而社会之教科书也”（剩，1910）。诚如施拉姆（1964/1990：133-151）所言，在国家激烈转型的非常时期，媒体充满强烈的使命感，在缺乏教师和培训人员的环境中扮演着启蒙者与教育者的角色。尽管近代中国普遍强调报刊教育功能，但《报纸是教科书》将其推向极为重要地位的观念，则带有鲜明的“延安印记”，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教育功能的阐述常出现在“宣传教育”或“教育宣传”的话语中，广泛见诸重要文件、报刊文章和组织机构命名，例如“教育宣传委员会”和《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决议案》等。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组织功能这一评价维度逐渐得到重视，“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成为流行的办报口号，与“喉舌”并列，报刊总体上被视为重要的“言论机关”。《红色中华》百期纪念和三百期纪念刊发了大量相关的文章，但多为政策、口号，尚未成为办报实践的理论依据。到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运动后，办报被提升为党的“中心工作”（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0：41），毛泽东（1942b）曾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然而当时报纸却难以满足政治和社会需求，于是引发了一场从排版、体裁到新闻观念的全方位报纸“改造”运动（贾梦梦，周光明，2020）。在此背景下，“集体宣传者和组织者”则从口号、政策应用阶段进入阐释阶段，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的《致读者》和《党与党报》以此为主题，分别以“党报四性”和“全党办报”作出解答。《报纸是教科书》也应运而生，将“教育”建构为“宣传”和“组织”实现的内在逻辑，使其成为报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

胡乔木的《报纸是教科书》所阐述的报刊教育功能观，为党报改版提供了系统的观念构想。1942年3月，《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26-127）确定了改版宗旨与方向，指出报纸作为“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并从加强编辑部工作、开展自我批评及提倡通俗文风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同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32-134）批评《解放日报》未完成应有任务，并指出党员干部漠视报纸的态度，要求开展党报教育。胡乔木通过提升报纸教育功能的地位，不仅用“教育”规定了党报任务中“反映党和群众生活”的内容标准，以“受教育者”想象报纸受众，借教育内容和方式领会报纸内容、文风以及人民性等问题，而且“教育者”的责任感更容易激发党员干部的重视态度，以摒弃自由主义作风。换言之，教育价值不仅成为报纸内容和报道方式的选择标准，还成为报纸工作者自身专业能力的衡量指标。

四

结语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观念中，无论是供给新闻、引导舆论还是提供娱乐，无论是其事实部分还是意见部分，其核心导向均服务于教育功能的实现，进而完成宣传与组织职能。正如《报纸是教科书》所言：“党必须集中最有才能最有信仰的宣传力量在自己的报纸上，并且使它发表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包括一篇‘副刊’上的文章，一首诗和一幅插画。”这一“理由”即报刊的教育职能，它成为办报的出发点和价值导向。通过延伸式隐喻篇章，《报纸是教科书》以“报纸是教科书”隐喻为中心，围绕教育功能延伸出一整套观念，涵盖报纸定位、性质、地位、特点及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与伦理，涉及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认知、媒介认知与受众认知。该文对“教育”语域的隐喻借用发挥了三方面作用：其一，系统建构了报刊教育功能观的内涵和框架；其二，教育伦理被引入到新闻领域，规范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激发其责任感；其三，凭借“教育”的权威增强党报的合法性，使其能在“政党政治的核心地带”（李海波，2023）更好地发挥作用。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这一核心话语揭示了“人民的报纸”和“党的报纸”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而这在当前关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它们同样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在《报纸是教科书》中，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构成报刊教育功能的底色，而教育功能则成为党性和人民性方针的执行方式。“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宣传”“组织”“中共特色新闻学”“为教育而学习”等重要观念紧密关联，构成了理解延安时期报刊教育功能观的意义之网。

教育功能在延安整风改版运动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缘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急需通过树立报纸权威，教育干部与人民，以将其打造为统一全党思想的工具。但时过境迁，教育功能在媒介功能中的地位需重新锚定，一如胡乔木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言：“新闻是对人民进行教育的一种工具，一种方法。它是传播事实的，但有很大的时间性，不同于其他的教育人民的工具，如教科书之类。”（《胡乔木传》编写组，1999：252）

从媒介与隐喻的角度看，在中国共产党近代新闻史中，新闻媒介被赋予多种隐喻，如“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武器”“工具”等。这些隐喻或源自国外，或生于本土，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知识版图的重要部分。在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准确界定媒介及其与人的关系成为重要课题，隐喻因其认知迁移的便捷性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成为概念化的重要方式。今天我们“重访”《报纸是教科书》，目的并非简单照搬其中的隐喻框架，而是希望从中汲取理论营养，从而拓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思路。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3期。

本期执编/王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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